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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8年外国记者汉森在西安的所见所闻
发布者:英亚体育 点击: 发布时间:2021-02-05 16:25

  1938年8月17日,汉森随卫立煌的秘书到达西安,在此逗留了3个星期。西安给汉森留下了奇怪的感觉,即“备战的疯狂”和“事不关己的冷漠”同时存在于在这座城市。这期间,汉森采访了国共双方的一些官员,其中包括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。蒋谈到中日战事时说:“日军要占领西安必须付出鲜血与黄金的巨大代价。”

  1938年9月13日凌晨,汉森与100多名乘客分乘数辆装满棉包的卡车驶离西安前往延安,乘客中包括彭德怀与。彭德怀在整个3天的行程中,寡言少语。而个头矮小,34岁的在汉森看来活泼得像个少年,“他总是第一个爬上卡车顶部,伸手拉拽下面的人,中途停车,他也是第一个跳下车”。行前,汉森拜访了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。林告诉汉森,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应遵循以下规定:需乘卡车旅行;需自带被褥;陕甘宁边区政府会提供运输、住宿和用餐;同时在延安指派口译员安排采访,并决定何时何地允许拍照。

  在延安期间,汉森见到了、朱德、等人并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、鲁迅艺术学院等。

  西安城此时像一座忙碌的军事化城市。车站月台上到处是来去匆匆、运送军需品的军人;四处可见拿着闪亮刺刀的军人在站岗和检查;大街小巷和空地上回荡着新兵走正步的声音和“一、二、三、四”的口号声。墙上贴满了抗日海报,其中一张是蒋介石一手拿枪,一手拿剑,正带领中国人穿越战场。小孩们在街角唱爱国歌曲,不少商铺在销售军需品,如徽章、水壶、背包、绑腿等。城墙的阴影下有成千上万面目憔悴的难民。它让我想起了赛珍珠的小说《大地》。

  在西安招待所,特别是在餐厅里,我看到不少脑满肠肥的中央军军官。他们大多二三十岁,身着精美的制服,脚穿亮锃锃的皮靴,腰配闪闪发光的宝剑。在豪华的盛宴上,他们一边喝着2.4美元一瓶的啤酒一边与妓女调情。与此同时,八路军及其游击队正在山西、河北为抗战做出重大牺牲。此情此景使我对中央军的奢华感到极其厌恶,在我眼里,中国还没有被战争彻底唤醒。中央政府花巨资给这些军官发放高薪,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投降日本的中国军人寥寥无几。

  我们到达西安后,不到2个小时,朱德总司令就派人来接布朗,不到4小时,他又派人来接我。我只跟他待了1个小时,时间太短,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但他非常友善,像一位戴眼镜、说话缓慢的学校老师。朱德只有52岁,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。我很难想象他如何在一个又一个战场间穿梭。

  9月13日,我离开西安去延安。此时,中共中央即将在延安召开高层军政会议。我们的卡车上有28人:除我以外有5名官员,其中包括林伯渠、彭德怀、等,11名警卫和11名学生。幸运的是,同车有一位是《新华日报》的编辑,他能讲英语,曾在莫斯科接受教育,内战期间在监狱蹲了4年,他信息来源很广。

  同行的还有十几辆卡车(美国车:雪佛兰、道奇和国际牌)。车上大部分是奔赴延安抗大的学生,车里堆满了行李和物资。这些美国车虽然不是很旧,但由于使用频率太高,沿途经常抛锚,不得不停下来修理。跑一趟延安,每辆车需要50加仑(1加仑约为3.78升)的汽油,约300美金,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延安的补给那么昂贵。通常学生单程去延安的车票是12美元,回西安是3美元。

  本文节选自由宋玉武编著的《从北平到延安:1938年美联社记者镜头下的中国》,书中精选1938年美联社特约记者霍尔多·汉森所拍摄的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照片194幅,涉及北平、冀中抗日根据地、晋南、延安等地。汉森类似白描的写作手法,也向读者诉说了彼时中国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,一支与众不同的抗战队伍——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日部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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